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

【注释】

[1] 华明，《三反五反的剖析》，第66页，友联出版社，1952年，香港。

[2] 出处同上，第68页。

[3] 上海解放后，殷纪常第一个把大西路他家私有的中国最大的脚踏车零件厂送给政府“合营”，在银行界他也是最早去请范长江到行里向职工演讲的，这种人他自不想死，但终于受尽折磨还是不免跳楼一死。见华明的《三反五反的剖析》第70页，出处同上。

[4] 何济翔，《沪上法治梦》，第3页，北京出版社，2001年2月，北京。岳骞在“我亲见的土改镇反杀人”中也说过：所谓反对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谁也无力还债，于是纷纷跳楼自杀。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行走，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听完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即是指跳楼商人。（见金钟主编的《共产中国五十年》，第17页，开放杂志社，1999年10月，香港）

[5]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北京。

[6] 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第224至225页、235页、258至259页，时代批评社，中华民国五十一年六月，香港。周鲸文在书中曾提到，在“三反”“五反”时期，北京东四一个区在运动高潮时，就有26个老板自杀。天津中国实业银行副经理就是自己吃安眠药自杀的。当时自杀者不下二三十万人，在北京什刹海解冻之后，一个冰孔处就捞起十几具尸体。天津矿业学院的一位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不了人格污辱，在自己的卧室里悬梁自杀了。在北京大学，1952年“五月上旬，工学院两名职员自杀身亡。被解除隔离的工程科一名职员和其妻子（总办事处职员）投什刹海自杀身亡。校医室一名医生在家中自杀身亡。”（《北京大学纪事》上册页45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北京）巫宁坤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提到：因为一位资深的教授受不了运动的压力，在图书馆前的水塘中自沉。（《共产中国五十年》页72）1949年以后，对各种政治运动中发生的自杀事件通常是不报导的，这也是延安时代的传统。1942年4月以后，延安《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的高潮中分别报导了中央党校一男学员自杀和延安大学一女学员自杀的消息，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有些消息如党校学生自杀是不应该登的”。（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页37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香港）

[7] 李真真，“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筹备与建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4期，第46页，北京。

[8] 丁抒，《阳谋──“反右”前后》，第350至353页，《九十年代》杂志社，1995年，香港。

[9] 当时曾发过一则内参“右派分子石挥不知去向”，其中写道：“有人怀疑石挥是否会跳海自杀，但经查对上海码头售出的船票和宁波收回的船票数字相等，估计石挥已在宁波登岸，但目前尚未找到他”。《内部参考》，新华社编，1957年2372期，第16页。

[10] 出处同注[8]。

[11] 出处同注[8]。

[12] 黄秋耘，《风雨年华》，第1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北京。

[13] 冰心在谈到肃反时曾说：“这太过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见《内部参考》1957年2212期，第24页。民盟中央的陈新桂在“对过去几阵暴风雨的批评和建议”一文中也谈到了对历次政治运动中自杀者的评价：“在运动中自杀的人，当时都被说成是‘畏罪自杀’，这是很不公平的，应深入调查，如是畏罪，应指出罪在那里，如是畏逼、畏斗自杀的人，政府应恢复其名誉，照顾其家属生活。”为此，陈新桂后来成了著名的右派。见《内部参考》1957年2225期，第57页。

[14] 出处同注[8]。

[15] “鸣放”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秘书吉世林奉谢之命写信给中国人民大学女生林希翎，说谢欲在家中见她。后来接见时吉也在场陪同。林被定为“大右派”后，吉也受累落网。老婆离婚带走了孩子，他被遣送老家农村监督劳动。老母见此，愤而上吊自杀。又如，1957年80多岁的学者蒋维乔听其子回家诉说被打成“右派”，蒋当即说“我不想活了”，不久即死。出处同注[8]。

[16] 从维熙，《走向混沌》，第6页，作家出版社，1989年，北京。

[17] 见《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转引自《大时代文摘》，1997年7月10日第8版（广州）。丁抒认为，“文革”初期自杀者约有20万人，他提供了几个具体数字：湖南大学在文革期间的“清队”中有18人自杀；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有4人自杀，包括从美国回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杀获救未死；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自杀的达59人；上海市南汇县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和“一打三反”中有41人自杀；青海省贵德县“一打三反”中有14人自杀；陕西省安康县“一打三反”中有12人自杀。（金钟主编的《共产中国五十年》第216、222、223、225页，开放杂志社，1999年，香港）。目前关于“文革”中自杀人数的估计都是不准确的，因为官方不开放相关的档案。

[18] 北大教授季羡林在回忆“文革”时，对于这个时期的自杀现象曾有特别的感慨。他写道：“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北大自杀的教授和干部。第一个就是历史系教授汪某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几天，革命小将大概找上门去，问了他若干问题，不知道是否动手动脚了。我猜想，这还不大可能。因为‘造反’经验是逐步总结、完善起来的。折磨人的手段也是逐步‘去粗取精’地‘完善’起来的。我总的印象是，开始是‘革命者’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开放，一般是比较温和的。然而我们这一位汪教授脸皮太薄，太遵守‘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连温和的手段也不能忍受，服安眠药，离开人间了。他一死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汪某’的大标语，赫然贴在大饭厅的东墙上，引起了极大震惊和震动。汪教授我是非常熟悉的。他在解放前夕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地下党，为人治学都是好的。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我实在不理解。但是我同情他。第二个我想到的人是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对他我也是非常熟悉的。他是解放前夕地下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担任过北大学生会的主席。年纪虽不大，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杀了。他的罪名按逻辑推断应该是‘走资派’，他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这个杠杠。他挨过批斗，六一八斗‘鬼’时当过‘鬼’，在校园里颈悬木牌劳动也有他的份。大概所有这些‘待遇’他实在无法忍受，一时想不开，听说是带着一瓶白酒和一瓶敌敌畏，离家到了西山一个树林子里。恐怕是先喝了白酒，麻痹了一下自己的神智，然后再把敌敌畏灌下去，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我想到他喝了毒药以后，胃内像火烧一般，一定是满地乱滚的情况，浑身就汗毛直竖，不寒而栗。我还想到了一些别的人，他们有的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铁道上去卧轨，身首异外而死。这都是听说的，没有亲眼见到。类似的事情还听到不少，人数太多，我无法一一想到了。每个人在自杀前，都会有极其剧烈的思想斗争，这是血淋淋的思想斗争，我无法想下去了。我的思绪在时间上又转了回去。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的五十年代，当时两位教授投未名湖自尽。湖水是并不深的。他们是怎样淹死的呢？现在想来，莫非是他们志在必死，在水深只达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头硬埋入水里生生地憋死的吗？差不多同时，一位哲学系姓方的教授用刮胡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血流如注，无论怎能样抢救也无济于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我从来没研究过自杀学，可现在非考虑不行了。我原以为离开自己很远很远、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现在就出现在自己眼前了。我决无意于创建一门新的‘边缘科学’，自杀学或比较自杀学。现在是箭在弦上，非创建不行了。凡是一门新兴学科，必有自己的理论基础。我在别的方面理论水平也很低，对于这一门新的比较自杀学，我更没有高深的理论。但是想法当然是有一点的。我不敢敝帚自珍，现在就公开出来。”见季羡林的《牛棚杂忆》第74、7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北京。

[19] 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教师王友琴的回忆。

[20] 例如，外交部干部凌其翰叙述道：“田保生是我在国民党外交部同事多年的老友。…….不幸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初期，又遭受严重的冲击，1966年8月28日，他因不堪‘造反派’的百般凌辱，与夫人双双含冤而死。”（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第202至20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北京）又如，1966年夏天，北京市第三中学的语文老师石之宗在龙潭湖投水自杀，北京市第八中学历史老师申先哲也在被殴打后自杀；两年后，在新一轮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历史老师梁希孔、北京市第六中学的历史老师焦庭训，相继自杀；吴晗的女儿吴小彦在文革的迫害中于1973年神经错乱，1975秋天“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她又被捕入狱，1976年9月23日自杀。（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教师王友琴的回忆）。

[21] 笔者整理的文革时期部份自杀者的名单、自杀时间、自杀方式及部份相关记录之出处如下：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1966年12月26日，服安眠药）、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1966年7月10日）、公安部长李震（自缢于公安部大院的防空洞里，见高建国的《顾准全传》页724，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徐冰（1968年）、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1969年1月7日，服安眠药）、纺织部副部长张琴秋（茅盾弟媳，沈泽民遗孀，跳楼）、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和南京师院党委副书记李敬仪夫妇（1966年8月3日）、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俞大因（1966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副秘书长余心清（1966年9月4日，切断动脉）、天津市委副书记王亢之（1968年2月）、学者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1966年，跳河）、哲学家李达（1966年8月24日）、电影剧作家海默（1967年）、电影艺术家应云卫（1967年1月26日）、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华东师大教授姚启钧（1966年8月4日）、电影演员舒绣文（1968年，在狱中）、著名民主人士黄绍宏（1966年8月）、物理学家赵九章（1967年）、作家孔厥（1966年，投水）、名演员赵慧深（1967年12月）、王达仁（见《吴宓日记》，第9册，页464，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黄操良（见蓝翎，《龙卷风》，页121、124，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经济学家沉志远（见《徐铸成回忆录》，页303，三联书店，1999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沉乃璋（1966年10月6日，服毒，见《北京大学纪事》下册）、北京大学中文系62级学生沈达力（生前被打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学生，1966年3月17日，见《北京大学纪事》下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1966年10月18日，见《北京大学纪事》下册）、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负责人崔雄昆（1968年，投水）、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杨复明（1966年9月14日）、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陈同庆（1968年8月28日，服毒）、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1966年12月16日）、作家马寒冰（服毒）、作曲家李劫夫（1976年）、郭世英（1968年4月22日，跳楼）、郭民英（1968年）、钢琴家顾圣婴（与母亲、弟弟一起，开煤气，见顾训中的“想起了顾圣婴”，1998年3月23日上海《文汇报·笔会》第8版）、良卿法师（见“良卿法师自杀之谜”，1997年4月18日《作家文摘》15版）、上海市北郊中学体育教师薜寿虎（1967年，与其妻及4岁、6岁的儿子一起，开煤气，据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袁进先生回忆）、《大公报》记者刘克林（1966年8月，见刘自立的“父亲──“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幻灭》，《北京文学》1999年6期）、施济美（自缢，见黄世瑜的“记忆中的施济美先生”，1998年4月13日上海《文汇报·笔会》12版）、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自缢，见者永年主编的《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 1998年）、复旦大学副校长陈传纲（1966年，服大量安眠药，见陈四益的“传纲之死”，1999年2期《随笔》杂志页80）、教师蒋荫恩（自缢，见唐振常的“旧稿旧事──忆往事之二”，1999年4月24日《文汇读书周报》3版）、学者阎简弼（倒入卡车轮底，见赵俪生的《篱槿堂自叙》页15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学者黄少荃（自缢，见赵俪生的《篱槿堂自叙》页15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汪璧（顾准的妻子，吞服大量消毒用的“来沙尔”药水，见高建国的《顾准全传》页588，上海文艺出版社）、佟霭成（自缢，见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页193，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珠江电影制片厂编剧孙笑林（1967年，自缢，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纳女士回忆）、珠江电影厂演员黄玉中（1968年，跳楼，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纳女士回忆）、武汉大学教授杨端六（1966年）、天津河北梆子剧院著名青衣演员韩俊卿（服毒）、复旦大学哲学系总支副书记郭仁杰（1967年，见葛剑雄的《悠悠长水──谭基骧后传》页1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南开大学外语系教授吴恕求（1966年7月9日，服毒，据南开大学张汉如教授回忆）、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陈天池（1968年12月20日，自缢，据南开大学张汉如教授回忆）、南开大学经济系讲师孙兆禄（1969年1月24日，跳楼，据南开大学张汉如教授回忆）、南开大学数学系讲师孙凤池（1971年4月25日，自缢，据南开大学张汉如教授回忆）、北京大学西语系教师吴兴华（1966年，斯坦福大学教师王友琴回忆）、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教师徐月如和程远（1968年，斯坦福大学教师王友琴回忆）、北京大学西语系西班牙语教师蒙复地（1968年，斯坦福大学教师王友琴女士回忆）、上海市北郊中学高中学生李大申（1975年，跳楼，斯坦福大学教师王友琴女士回忆）、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王祖华（撞向汽车，见谢蔚明的“早期的《文汇月刊》和他的作者们”，《山西文学》，2001年2期）、其母张启行（服毒）、其父王熊飞（1969年，自缢）、小说《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1967年，自缢）、留美归国博士肖光琰（一家三口被迫相继自杀）、作家白辛（1966年9月，服毒）。

[22] 翦伯赞（1989年生，武昌商专毕业，留学美国，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死于1968年）、傅雷（1908年生，留学法国，生前工作单位上海文联，死于1966年，自缢）、老舍（生于1899年，北京师范毕业，留学英国，生前工作单位北京文联，死于1966年，投水）、储安平（生于1909年，光华大学毕业，留学英国，生前工作单位九三学社，死于1966年，投水）、李广田（生于1906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云南大学、死于1968年，跳池）、陈梦家（生于1911年，燕京大学毕业，留学美国，生前工作单位中科院考古所，死于1966年，自缢）、邓拓（生于1912年，光华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市委，死于1966年，自缢）、范长江（生于1909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新华社，死于1970年，跳井）、许政扬（生于1926年，燕京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南开大学，死于1967年，投水）、汪钱（生于1916年，西南联大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死于1966年）、赵宗复（生于1915年，燕京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太原工大，死于1966年，跳楼）、姚溱（生于1921年，大同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中宣部，死于1966年，自缢）、李平心（生于 1907年，上海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华东师大，死于1966年）、杨刚（生于1905年，燕京大学毕业，留学美国，生前工作单位《人民日报》社，死于1957年，自缢）、闻捷（生于1923年，生前工作单位上海作协，死于1971年，煤气中毒）、田家英（生于1922年，生前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办公厅，死于1966年，自缢）、张宗燧（生于1915年，西南联大毕业，生前工作单位中科院物理所，死于1969年，自缢）、张宗颖（生于1917年，西南联大毕业，生前工作单位中科院社会所，死于1957年，自缢）、陈笑雨（生于1917年，生前工作单位人民日报社，死于1966年，投水）、饶毓泰（生于1891年，中国公学毕业，留学美国，生前工作单位南开大学，死于1968年，自缢）、谢家荣（生于1898年，留学美国，生前工作单位中科院地质所，死于1966年）、卢作孚（生于1893年，生前工作单位四川省政协，死于1952年）、言慧珠（生于1919年，生前工作单位上海戏校，死于1966年，自缢）、上官云珠（生于1920年，生前工作单位上影，死于1968年，跳楼）、叶以群（生于1920年，留学日本，生前工作单位上海文联，死于1966年，跳楼）、郑思群（生于1912年，留学日本，生前工作单位重庆大学，死于1966年，割腕）、杨朔（生于 1913年，生前工作单位全国总工会，死于1968年）、刘盼遂（生于1896年，山西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北师大，死于1966年）、田羽翔（生于 1900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山西大学，死于1957年，自缢）、王重民（生于1903年，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死于1975年，自缢）、顾而已（生于1915年，生前工作单位上影，死于1970年，自缢）、刘绶松（生于 1912年，西南联大毕业，生前工作单位武汉大学，死于1969年，自缢）、陈琏（生于1919年，西南联大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华东局宣传部，死于1967年，跳楼）、张若名（生于 1902年，天津女子师范毕业，留学法国，生前工作单位云南大学，死于1958年，投河）、方书春（生于1916年，中山大学毕业，留学美国，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死于1957年，自缢）、罗广斌（生于1924年，西南联大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四川文联，死于1967年，跳楼）、周瘦鹃（生于1894年，生前工作单位苏州博物馆，死于1968年，投井）、冯大海（生于1927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中国作协，死于1967年，投河）、孟秋江（生于1910年，生前工作单位天津市委统战部，死于1967年）。

[23] 季羡林曾说：“我用不着把历史上和当前的自杀案例一一都搜集齐全，然后再从中抽绎出理论来。仅就我上面提到的一些案例，就能抽绎出不少的理论来。使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我能够把历史上出现的自杀方式按社会发展的程序分成不同的类型。悬梁、跳井，大概是最古老的方式，也是生命力最强的方式，从原始社会，经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能使用。今天也还没有绝迹。可谓数千年一贯制了。氰化钾是科学发达国家法西斯头子的专用品。剖腹或跳入火山口恐怕只限于日本，别国人是学不来的。这方式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同样可以使用。至于切开动脉仅限于懂点生理学的知识分子，一般老百姓是不懂得的。不过，我想，这也恐怕仅限于由于脑力劳动过度而患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终日锄地的农民是不懂得服安眠药的。我为什么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呢？中药也有镇静剂；但药力微弱，催眠则可，自杀不行。现在世纪上流行的安眠药多半出自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服安眠药自杀最保险，最无痛苦。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优越性之一吧。”出处同注[18]。

[24] 爱米尔·杜尔凯姆，《自杀论》，第128、174、20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25] 陈丹晨，《在历史的边缘》，第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北京。

[26] 见丁抒的文章，载金钟主编的《共产中国五十年》，第216页，开放杂志社，1999年10月，香港。

[27] 陈丹晨在一篇比较中西作家自杀现象的文章中认为：“在古代历史上，这种社会动乱，政治黑暗，专制迫害等等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诗人作家处境十分艰难，一般却并不选择自尽方法，而寻找了另一出路。”他认为，这与中国文人的生死观有关。“中国传统文人中，包括儒、佛、道各家在生死问题上有一点绝对相似的是重生轻死。”出处同注[25]，第27、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