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原政协主席：大饥荒年代四川非正常死亡1000万

编者按：1949年以后，四川发生的灾难最大的莫过于1960年前后的饥荒。那场持续三年的灾难使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非正常死亡1000万人左右。那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要不是一批敢于讲真话的干部冲破重重阻力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的真实情况，这场悲剧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这批干部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命运从此发生逆转。要知详情，请读下文：

我向中央讲实情

——访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

文/林　雪　　图／廖伯康

选自：《龙门阵》杂志

一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至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３１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２１８亿斤，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受全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8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信中指出：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大跃进”以来“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与此同时，中央还调派了万名干部下乡进行整风整社运动。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担任了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负责与当时重庆所属三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

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1960年饿死人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廖伯康到长寿渡舟公社作过调查，看到的是田地荒芜，十室九空。其中的两件事情，令已８０高龄的他，至今心潮难平。一件事是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一个没有了父母亲人的孤儿用呆滞的目光，看着眼前这群从城里来的“大干部”。解放不过十来年，工作团的干部们不是刚刚走下枪林弹雨的战场，就是刚刚走出九死一生的白色恐怖，在残酷革命斗争中也算是“见多识广”。可是他们在这个孤儿的目光面前，却不能自已。统战部来的周怀瑾，跑到一边去失声痛哭。他是从北平大学的课堂走进革命队伍的，对于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的幸福生活，曾经抱着十分美好的憧憬。

另一件事，是廖伯康从工作团的同志口中知道的，说的是农村的一个老头儿，亲人都饿死了，只带着一个孙女儿活着。那年月的邻居爱管“闲事”，好久没看见那孙女出来玩，就去报了案。派出所的同志到老头屋里屋外前前后后都看了一遍，确实没有孙女的影子。临出门的时候，有人随手揭起了锅盖，才发现锅里骇然煮着一只小胳膊和一只小腿儿——孙女其他的部位，都已经被她爷爷那些天“慢慢省着”吃掉了！后来大家分析，一定是老头饿得出现幻觉，把自己相依为命的小孙女看成了在眼前晃动的小鸡小狗，把她掐死煮来吃掉了。这件事情令全县震惊，也让公安局的同志很为难，最后决定，逮捕老头，但没有判死刑。大好河山，勤劳的人民，在解放已经十多年的“大好形势”中，在“粮食亩产超万斤”的高调下，老百姓竟然饿得吃掉了自己唯一的亲人！

工作组在农村认真传达“十二条”指示精神，老百姓听了“大干部”们的话，都相信党中央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认为问题出在公社大队的这些“歪嘴和尚”把“真经”给念歪了。于是，那些刚刚还在对社员们指手画脚的社队干部们被揪上了台，社员们就像当年控诉恶霸地主一样，哭诉他们如何抄家抢粮、拆灶砸锅，还将那些饿得不得不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人捆绑吊打，致伤致残，甚至逼死人命……一时间，社队的干部们被批斗、撤职、抄家、逮捕，搞得杀气腾腾。

为什么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最坚决的社队，干部们就越是显得面目可憎可恶，生产就越糟糕？而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时打了“折扣”的地方，情况反而还好一些。究竟是上级的方针政策错了，还是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时发生了偏差？工作团的许多干部都是早年怀着崇高的理想参加革命的，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们不得不对高调满天的“大跃进”进行深入的思考。其实，这些思考早在“大跃进”之初就有人开始了，并且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来，虽然遭到高层的强硬压制，可依然在全党各个层面蔓延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