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翻译贝璐瑛：胡耀邦最看重“神”对他的看法

贝璐瑛 （口述）  秦海 （整理）

贝璐瑛，女，1945年生，1965年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曾为方毅、朱镕基、李鹏等人接见外宾时当过翻译。父亲龙潜，上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家出版局副局长；母亲贝海燕，1936年参加革命。

偶然被胡耀邦认识

我很早就知道胡耀邦，但胡耀邦并不认识我。他是我的父辈，比我大差不多30岁。他当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我还是个六七岁的娃娃；而当他“文革”中被批斗、靠边站的时候，我只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一名学生。

说起来是1971年的事情了。我1965年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按四年学制，1969年就该毕业。可赶上了“文革”，到1971年还在学校里“停课闹革命”。1969年，我们学校按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一部分学生到“东方红炼油厂”参加劳动，一部分随同“二外”的教职员工下到河南明港办“五·七”干校。我先是去“东炼”，后来也到了明港，真正像农民一样参加农业劳动，同时参加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直到1971年末，我们才回到北京的学校。不过这时的学生们，由于林彪事件，不但早已失去了曾经有过的政治热情，更对所谓的政治产生了怀疑和反感，于是消极、躲避便成了当时许多同学的选择。我也是如此。

刚解放的时候，我父亲龙潜在湖南省革命大学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务长，胡克实当时任副教务长。他们算是同事。后来我父亲和胡克实都调到北京工作，相互来往也并不多。“文革”时，作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克实也不能幸免，靠边站了。我当时无所事事，加上在湖南时就熟识，于是就去看望他。他住在北京富强胡同甲6号，是一所不大的平房四合院。当时具体见面的情况都不太记得了，只记得我在跟他说话时，从一间屋里走出一个人来。我一看，这不是胡耀邦吗？胡耀邦本来住在胡克实的隔壁，也是一所平房四合院，但比胡克实这边大一些。“文革”开始，胡耀邦一家被赶了过来，同胡克实挤在一个院子里了。

胡耀邦身材矮小，但很精神，更给人亲切的感觉。他坐在我们旁边随便聊了起来。当他得知龙潜是我的父亲时，连说“龙潜我知道”，胡耀邦就这样认识了我，从此我有事没事就往富强胡同跑，把那里当“解放区”。我和他逐渐熟了起来。去他那里的年轻人、干部子弟很多。有的是为父母的政治“问题”去找他的，有的就是去闲谈。他对大家都很亲切，像长辈对待晚辈一样，大家也把他当作父亲一样的长辈，都叫他耀邦叔叔。他总是以“小贝”称呼我。有时闲谈到吃饭的时候，许多人起身告辞，他总是挽留大家，但由于人太多，大部分都走了。我则常常留下来，同他的家人一起吃饭，因此也同他的几个孩子，如大儿子胡德平、二儿子刘湖很熟悉。

给我介绍对象

耀邦叔叔认识我的时候，我还没有男朋友。有一次去他们家，开始先同耀邦叔叔和克实叔叔的孩子们聊天，另外还有两三个年轻人。聊着聊着他们一个个都离开了，只剩下一个男青年。他个子很高，但看上去像个娃娃，我还以为他是一名中学生。这青年很健谈，高谈阔论，颇有一点炫耀自己，我也没在意。半个多小时后，胡德平过来，把我叫到一边，问：“你看那人怎么样？”我随口说：“不怎么样。”胡德平说：“这是我爸爸给你介绍的男朋友。”我大吃一惊，便进屋去问耀邦叔叔是不是这么回事，他只是笑，不说话。我说：“耀邦叔叔，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了解他吗？”他说：“郭化若是个好同志。”郭化若是那青年的父亲。我又问：“你了解他吗？”他却仍然说：“郭化若是个好同志，很有才，但和同级、上级的关系往往不太好。不过，这么多年来，同我的关系一直很好。”我说：“我是问你了解他的儿子吗？”他笑着说：“郭化若是个好同志；至于他的儿子，你自己去了解，你自己去看嘛。”我当时真有点哭笑不得。不过，这青年后来真成了我的丈夫。我们的“红娘”就是胡耀邦。我儿子出生后，便叫耀邦叔叔为“红爷爷”。

后来听我婆婆说，一次，耀邦叔叔请客，我公公婆婆，还有莫文骅夫妇和外交部一位老副部长夫妇。席间我婆婆对耀邦叔叔说：“感谢你给我们找到这样一个好媳妇。”莫文骅夫妇和另一对夫妇听了笑着说，你还管这事啊，那好，我们刚巧两个孩子都还没有成家，你也帮着介绍一个。耀邦叔叔说，好，你们两家孩子一男一女，正好可以当亲家。其实那女孩子比男孩子大好几岁，根本不合适。胡德平事后很埋怨他父亲乱开玩笑。耀邦叔叔后来对我说，“中央文革”曾指责他开婚姻介绍所，他说他介绍成功的，其实只有我们这一对。

我在北京上学和工作后，妈妈一直在长沙工作和居住，所以时不时回趟长沙。耀邦叔叔是湖南人，我返京时，经常给他带点家乡的东西。耀邦叔叔是不收礼的，通常别人送的东西他都谢绝，但我带给他的东西，他收。记得一次我给他带了一筐湖南的桔子，这种桔子很好吃，他很高兴，说：你开桔子铺啦？我说我是打你的旗号向人家要的。他一惊：怎么打我的旗号？我解释：“我给长沙的同学说，弄些好桔子，我回京看望耀邦叔叔时带给他。他们都特别乐意，所以找了最好的。”他听是我的同学，这才放心，马上把胡克实家的孩子叫过来——分桔子。

当时，我妈妈在长沙轻工部门工作。一次回长沙，我要妈妈给我弄了一套72头的瓷器餐具，回京看望耀邦叔叔和克实叔叔时带了去。耀邦叔叔说：小贝，你这是干什么呀？看那样子要拒收了。我说，你以后请我吃饭，就用这个。他这才说：好呀好呀。在他眼里，我是孩子，又从来无求于他，所以我给他的东西他才收。这套餐具大部分他都分给了克实叔叔家。

“革命的人道主义总该有”

吴自立很早投身革命，参加过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打仗很勇敢。解放后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他口述过自己的革命经历，由人写成回忆录，一部叫《怒潮》的电影就是根据他的回忆录改编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倒台，《怒潮》被视为给彭德怀歌功颂德和翻案的作品，受到严厉批判，吴自立自然也倒了霉。“文革”中，湖南出现了一个群众组织叫“湘江风雷”。这个组织打人特别厉害，以至当时湖南的一些干部见面，必互相问候“挨打了没有？”解放初，我母亲在长沙裕湘纱厂当书记，从工人中提拔了一个女干部，这个人“文革”前是厂工会主席，“文革”中被当作“走资派”批斗，又被装在麻袋里打，差点打死，大夏天都得捂着厚被子。我母亲闻知，后悔地说，当初不提拔她，她也不会受此大难了。“湘江风雷”如此残暴，在湖南很少有干部支持。但吴自立竟支持“湘江风雷”，因此大遭人恨。他本来就因替彭德怀翻案靠边站，再加上支持“湘江风雷”，在“湘江风雷”倒台后，他被关了起来，也屡遭毒打。

吴自立的三儿子叫吴东征，是我初中时的同班同学。高中时不在一个班了，但还是同学。他爱好新闻，1964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却因父亲的政治问题，没被录取。他的心情当然不好。“文革”中有一次我从北京的学校回到长沙，在街上碰见他，说了几句话后，邀他到我家吃饭。他大为诧异，问方便吗？我说家里只有母亲和阿姨，没有什么不方便。从此他时不时到我家来玩。他当时在一家工厂打杂，没人给笑脸。他也没有家，住在工厂给的一间小破屋里。不过他很爱看书，自己学习了不少东西。1971年夏天的一天，天气特热，吴东征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来学校找我。他说他以为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叫北京外国语大学）上学，找到那里，人家说没我这个人。他这才想起我的学校还有“第二”两个字，遂又从北京西郊骑车到东郊，找到我。他说他父亲坐牢，被打断了三根肋骨，做孩子的想让父亲住院治疗，掌权的却说他父亲罪行很严重，因此被拒绝。于是他到北京找人帮忙。但找了好几个他父亲的老战友、老领导，都爱莫能助。实在没有办法了，找到我，看我有什么门路。我说我只是一个学生，能有什么办法，表示为难；并抱怨说，你爸为什么支持“湘江风雷”？吴东征当时竟大哭起来，说：我爸早年也立过功，支持“湘江风雷”已无法改变了；如果不给他治疗，他就要死了。一个男子汉竟这样哭起来，我一时很感动。又听说他们做儿女的，对父亲特别孝顺。父亲被拉去批斗时，他们在父亲路过的地方隔一段距离守候一个人，端着茶水。父亲路过时，给父亲喝。连押送人员也暗受感动。于是我说：我带你去见胡耀邦，试试看。

见了耀邦叔叔，我说这是吴自立的三儿子。耀邦叔叔当然也知道吴自立，很耐心地听了吴东征的陈述，听完后说：你父亲为何支持“湘江风雷”？“湘江风雷”打死打伤不少人，可以说血债累累，名声太坏。像你父亲有这样历史的军人竟支持它，实在太不应该。也好像要表示为难。吴东征又大哭起来，哽哽咽咽地说，再怎么样，总得有点人道主义。耀邦叔叔为之动容。吴东征说，也没有更多的要求，只是请允许住院看病、治伤，仅此而已，期间也可以照常监护。还掏出一封信来，那上面写着家属的请求事项。耀邦叔叔细细看过信，似乎自言自语地说：吴自立打仗很勇敢，军功累累；是的，革命的人道主义总该有。把信改了改，给了吴东征，叫他去找叶剑英元帅，并讲了如何找，进哪个门，找哪个秘书。吴东征很快去找了叶帅，经叶帅过问、关照，吴自立才被允许送进医院治疗，保住了性命。后来吴自立当了飞行员的大儿子还专门去看望耀邦叔叔，向他表示感谢。胡耀邦逝世后，吴自立的小儿子坚持给胡耀邦守灵，守了好长时间。这是一家知恩感恩的人。

过了些日子，我再去耀邦叔叔家。他说：“小贝，你倒管起事来了。”问吴东征是不是我的好朋友，我说，他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高中就不是了，关系也一般。只是见他这样爱父亲，不忍心不管。耀邦叔叔听了，连说：“小贝，这好，这好，应该这样。”我明显感到，这件事后，他倒对我另眼相看了。我也从此更常去他家。